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5-11-01
□采访：本报记者 温蕊
□受访：杨叔子 院士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
文化素质教育在高校已开展了10年，本报记者专访倡导人之一杨叔子院士。
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即现在的教育部，在原华中理工大学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注定要影响深远的工作会议，从此之后，一场由上至下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在52所高校开展。
1998年5月，素质教育进入第二阶段，成立了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批准建立了32个国家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到今年，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已有10年。
2005年10月23至2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暨高等学校第四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是一次回顾，也是进一步深入的契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杨叔子院士，这位华中科技大学的原校长，一直在大学生素质的培养上有所思考和行动，他也是促成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人之一。
人文素质教育迫在眉睫
记者：您是院士，又曾是理工科院校（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为什么会关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这与您自身的经历有关吗？
杨叔子：这当然同我整个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但直接触动我关注人文素质教育的有两件事情。1981年到1982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听当地的美籍华人教授告诉我，留美中国学生有问题，中国教育有问题。这些学生ABC很好，XYZ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只是不了解黄河、长江，不清楚文天祥、史可法，连《史记》、《资治通鉴》、《老子》、《四书》的书名都不知道。这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祖国。
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很明显，ABC好代表英文好，XYZ好就是数学好、专业好，懂得美元英镑，是一脑子的个人经济算盘，就是把钱看得很重要。而黄河、长江、文天祥、史可法代表的是祖国的地理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对这些都知道得非常少，那么他们能有民族情感吗？又如何爱国？如何为祖国服务？
记者：那时国内的情况的确如此，华中科技大学怎么样呢？
杨叔子： 理工科院校如华中科大的人文状况和社会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同样是很淡泊。这也是历史原因。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很大，但在高等教育中也存在着严重倾向。像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归结起来，就是重功利，轻素质。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而忽视长远的对做人的培养。
还有一件触动我的事：1994年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校长时收到一封信，是位大学生写的，他在信中说，他不理解国内的大学怎么了，为什么是英文考试直接影响能否拿到学位，而很多大学生写文章一大堆错别字，用词不恰当却可以拿到毕业证书。
记者：这就是使得您提出在大学里开展素质教育的原因？
杨叔子：教育是长远的，因为教育本身就是明天的事业，而人文教育更是长远的事情。文化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素质。教育绝对不能今天就立竿见影，如果这样就会出问题。“重”当然是对的，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出在“轻”上，恰恰是最重要的被忽视了。周远清同志一再强调张岂之先生的话，现在抓文化素质教育，在二三十年以后，人们将会感激我们。因为文化素质教育是比较长远才能显示巨大作用的事情。
记者：您当时是校长，在这种思考下您应该有所行动吧？
杨叔子：是的，有能力做一些事情。收到这封信之后，马上拿到校长办公会上讨论。当时就做出决定，自1995年起，学校每年举行中国语文水平的达标考试。如果考试不及格，不给学位证书。
从那年起，华中科大有三种情况不发学位??政治考试不及格、英文等级考试不及格、语文水平达标考试不及格，在校的所有本科生、研究生都要考。现在有些大学也这样做了。
博士生会背《道德经》
记者：据说，您收弟子时要求会背《道德经》、《论语》，为什么？您希望学生学到什么？
杨叔子：是的，这个决定是1997年作出的，我表明，自1998年起，报考我的博士生要学《老子》、背《老子》。如果不学、不背，我不接受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不久，我又决定，1999年入学的博士生，不仅仅学《老子》、背《老子》，还要学《论语》，并且要背出《论语》前面的六七篇，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可以跟我学习。1998年入学的博士生、1999年入学的博士生，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始终这样执行，而学生们也是赞成的。
这是因为，这是两部中国最经典的元典文化。博士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型人才，应该对此有所了解。连《老子》、《论语》都不懂，行吗？华中科大有一位老先生，叫涂又光，他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冯先生去世之后，所有的中文、英文遗稿都是他整理的。涂先生经常说，基督教世界的人要读《圣经》，伊斯兰教读《古兰经》，那么，对于中国人，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典就是《老子》、《论语》。难道作为中国高层次人才可以不读吗？
记者：您都学过吗？
杨叔子：《论语》我从小学过，但我小时候没有学《老子》，这是我在做校长时受到涂又光先生的启发，自己补学的。那时，我已60多岁了，每天花个10到15分钟读，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
记者：为什么这么做？
杨叔子：我感到培养学生首先是教会学生本事和做事，这没有问题。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教会他们做人，做中国人。中国培养出的高知人才不为国家服务，那么国家办教育是为什么呢？
而要学会做人，一定要有人文文化熏陶。钱学森先生曾强调，人文文化熏陶主要是陶冶感情、纯洁灵魂、提高精神境界。
记者：您认为只讲科学、不讲人文的社会会是怎样的？
杨叔子：不是进步，是危险。美国有一个学者叫约翰。纳斯比特。他在著作《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从属意义的追寻》中忧心忡忡看到科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1999年，这本书一出版就十分畅销，2000年中文版出版。他在为中文版写的“序”中明确指出，科学技术给人类送来了神奇的创新，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毁灭性的后果。
当时，我想，真如此吗？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我就想到，如果有某些极端的恐怖分子，拿了人类的奥秘做坏事，很容易就毁灭掉了，这是人类的大灾难。
记者：华中科大其他老师也这样做吗？
杨叔子：我没有推广。这是大多数人都很难接受的事情。这不奇怪，有两个原因。其一，很多人本身没有系统学过中国经典书籍，自然无法理解；其二，过去几十年的专门教育、文理分科教育造成的观念，学理工科的人会认为，读这个有什么用？因此，我在规定学生的同时，也叮嘱学校的宣传部门，不准宣传。如果宣传了，那就是校长的命令，结果肯定是令大家反感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内部指标”却成了“出口产品”，新加坡的大学不知怎么知道了，新加坡大学照搬我的做法。
素质教育十年
记者：您是如何在全国高校里推广发展人文素质教育的？
杨叔子：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能够发展成今天的规模并不是我个人的因素。首先是教育部，如果从1994年起没有教育部的直接领导、直接抓，文化素质教育是搞不起来的。其次，必须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起的作用，这两所大学“历史大学”的作用特殊，影响极大，它们非常主动、非常积极，如果他们不动，也很难有什么作用。再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在内的一批重点大学的共同努力及一批专家地真诚献身于此项工作。所以说，能够推广开来一定要有这几个因素。
记者：大学需要怎样的人文素质教育？
杨叔子：我们所学的文化素质是包括德、智、体这几个基本的部分，德最基本的是人格，智最基本的是自然科学人文文化基本的知识，体是指心理素质。还有美，美的方面就是要养成一个人和谐的概念，美是什么？美就是和谐。就是从小养成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在自然界能够和谐的概念。文化素质是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的交融，显然，人文素质、如何做人处于核心的地位。
记者：素质教育在高校中占什么样位置？
杨叔子：应该讲是形势大好，但喜中有忧。这10年来的确发展很快，跟过去大不相同。但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有些学校因为更换领导，在个别学校，新领导上台却将素质教育取消了，这些学校原来的校长、书记本来对素质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但了换人，却把这些活动取消了。请注意，不是削弱，而是没有了。这还是实用主义，他们会认为，这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应该形成一个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素质教育不会因人去而改变。清华北大等一批重点高校还是在继续向前发展，因为这些学校毕竟是教育部直接管的。而且，这些学校的领导也有所认识，包括华中科大，自我从校长位置退下来后，已换了3届领导，但一直都重视素质教育。
记者：素质教育基地在学校是什么形式，是一个机构吗？
杨叔子：是学校实施文化活动的一个常设机构，就华中科大而言，不但是实施实际的活动，还协调全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并且跟学校教务处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文化素质教育的计划，而且，也会具体组织一些文化教育活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
记者：华中科大素质教育基地进行过哪些活动？经费从哪里来的？
杨叔子：活动很多，如协调全校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安排、开办人文讲座、进行每年一次的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编纂《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组织有关提高教师人文素养的活动、组织同文化素质教育有关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会议、与国外交流、进行文化素质理论研究并发表文章等等。华中科大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担任全国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秘书，和兄弟学校联系，这次会议就是清华和华中科大共同组织的。而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就设立在华中科大。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经费都是由各个学校自己拨款。如华中科大刚开始投入建设基地时，用了100万元。以后逐年为50万元，而且必要时还有追加款，去年追加了6万元，今年是12万元。
素质教育改变了什么
记者：在人文素质教育上分文、理、工科吗？为什么？
杨叔子：在中小学不应该，大学应该。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是培养专门高级人才的教育。因为，知识非常广泛，高等教育不分科不行。分科并不等于人们所受的教育是片面的。高等教育本身是个专门教育，不可能要求一个地质学家同时是历史学家，也不可能要求一个工程师同时是作曲家。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但只是个别。对于一般的人是不能有这样的要求的。
应该是分门别类地培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文化本身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然而各部分又相互影响。所以，在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应该恰当地进行人文教育，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而且也必须做到的。
记者：您所提出的人文素质教育包含哪几个方面？国学，其中又占什么地位？
杨叔子：国学应该是方方面面都占了，国学在思想上包括了德，怎么做人；包含了智，不仅是文科，也对理工科；国学告诉了很多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方式；也包括对人的心理状态的调节；也包含了美，国学里的诗词都是非常美的。
对中国大学生而言，国学是人文文化的精粹，丧失了国学，还有什么民族？
记者：现在有学校将素质教育与学分、教研挂钩，您怎么看？
杨叔子：对，就是要学分。北大是16个学分。清华是13个。一般的学校是8~10个学分。就是说，学理工科的一定要学习人文文化，文史哲艺等，不包括两课，学文科的，一定要学点自然科学。一定要有学分，一定要列入课程体系，进入课堂，形成制度。
记者：如果大学里缺失素质教育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杨叔子：我们讲大学生的素质有四个方面，政治思想素质是方向与灵魂，文化素质是基础，业务素质是主干，身心素质是保障。所以，缺失文化素质就没有了基础，后果已有史为鉴。
记者：您认为，这10年的素质教育改变了什么？
杨叔子：教育本身是明天的事业，教育“产品”是明天的“产品”，人文教育更是长远的。所以说，文化素质教育会出现什么样的成效，这个在于未来，但也不是说现在没有成效。各个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改变巨大。从课外到课内、从没有学分到有学分、从少学分到多学分、从专门设置文化教育课程到在专业课程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从校内趋向社会实践、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到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从建设校园文化到建设文化校园。这就是实际的成效，但更重要的成效在未来。
而且我也认为，文化素质教育要重在过程，而不是目标。2002年，我们对32个基地评估的时候，主要是问它们做过什么事情，而不是达到了什么效果。如果过多问效果，就和素质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不是不问，而是多问耕耘，少问收获，多问过程，少问目标。只要去做，肯定会有成效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当然，文化素质教育在这10年，作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突破口。10年来，切入了，突破了，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体系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您能谈谈这10年的感受吗？
杨叔子：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改变。我们从科学教育转变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两者相融合的教育。这个改变是巨大的。正如上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我们则起到一个突破口、找到切入点的作用。
记者：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
杨叔子：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根据中央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下一步工作。
主要强调“结合”，从切入、突破到“结合”。文化素质教育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科学教育进一步同人文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同自主创新教育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进一步同深化教育改革相结合，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提高教师文化素质相结合。文化素质是整体素质的有机部分，是基础，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不可分离性，所以要在结合上下功夫，更好地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作用。再就是教育部要采取一定措施、出台一些制度，以利于保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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